精彩演講預告

永續發展與社經衝擊：
Australia's household power prices rose 63% in past decade, says watch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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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化學與公共衛生：
Pollution is killing millions of people a year and the world is reaching 'crisis point', experts w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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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California's Wildfires Have Become Bigger, Deadlier, and More Costly. Here's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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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環境與生態變遷：
Fish trade 'hugely underestimates' global ca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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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107學年度招生中，歡迎踴躍報考。

▎題目：Toward a new paradigm of ecology: The importance of ontogenetic growth and niche shift
▎講者：仲澤剛史 / 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時間：2017/10/27(五) 12:20~14:00
▎地點：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前棟2樓202會議室（近台大醉月湖畔）
▎報名網址：https://ppt.cc/fNDtix

演講摘要：
Community ecology is traditionally species-based and assumes that species comprise identical individuals. However, intraspecific variation is ubiquitous in nature because of ontogenetic growth and critical in food-we dynamics.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 interaction-mediated food webs, researchers have recently focused on body size as the most fundamental biological aspect and assessed a parameter called the predator–prey mass ratio (PPMR). Herein, I review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the PPMR and suggest four major concerns regarding its measurement: (1) PPMR should be measur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because species-averaged values distort actual feeding relationships, (2) individual-level PPMR data on gape-unconstrained predators (e.g., terrestrial carnivores) are limited because previous studies have targeted gape-limited fish predators, (3) predators’ prey size selectivity (preferred PPRM) is conceptually different from dietary prey size (realized PPMR) and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by incorporating environmental prey abundance information, and (4) determinants of preferred PPMR, rather than those of realized PPMR, should be identified to describe size-dependent predation. Future studies are encouraged to explore not only predation but also other interaction types (e.g., competition, mutualism, and herbivor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owever, this is not likely to occur while ecological communities are still considered to be interspecific interaction networks. To resolve this situation and mor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functioning, I suggest that community ecology requires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unit of interaction from species to individuals, similar to evolutionary biology, which revolutionized the unit of selection, because interactions occur between individuals.

▎題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永續發展-一個銀行信貸的經驗
▎講者：呂盈潔／國泰金控永續小組副理
▎時間：2017/11/6 (一) 12:30～14:00
▎地點：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前棟2樓202會議室（近台大醉月湖畔）

　　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到底是什麼？是企業行銷包裝的遊戲？還是企業未來永續的新出路？
國泰金控身為大型金控公司，每兩個台灣人就有一個是我們的客戶；因此，我們以國際級的標準要求自己。國泰世華銀行2015年成為台灣第一家簽署赤道原則的EP會員、2016年完成「台灣首宗遵循赤道原則」離岸風力融資授信案；國泰人壽2016年正式宣布遵循聯合國永續保險原則(PSI)，把環境、社會、治理(ESG)概念導入風險管理、商品研發、核保理賠、資產投資等流程；同時，除了旗下Conning, Inc. 為永續投資原則(PRI)簽署單位外，2016 年國泰人壽、國泰投信分別以資產所有人、資產管理者的身分協助台灣政府推動「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使國泰金控成為台灣自願遵循國際框架、參與倡議簽署最為全面的金融機構。這些議題代表的意涵，以及金融業推動永續發展的實際內容，都將於演講中分享給各位。

▎講者簡介：呂盈潔從大學時期學生物、研究所學工程，一直到出社會後加入顧問團隊、進入金融業就職，這看似跳tone的歷程，卻全圍繞著對環境、社會議題的關心。想更了解企業社會責任(CSR)嗎？歡迎大家加入這個領域一同探索。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食養城市・人文農創
▎協辦單位：理學院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
▎學術召集：陳正平教授、張聖琳教授、簡旭伸教授

文／湯立成（臺大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學生）

從金門往廈門望去（圖片來源／金山面文史工作室）

在這張照片，海峽兩端似乎是不同的世界，一邊高樓林立、大廈四起，一邊碉堡矮房、舊時地景，從金門往廈門望去就是這樣的景象——是「金門人思考未來的起始點」。11月7日，在台大推動無邊界計畫的黃書緯老師便從這張照片出發、沿著離島的流動邊界，帶大家重新思考備受爭議的「金門調水事件」：缺水只是大自然的限制？從對岸引水只是必然的選擇？

水流中的權力倒影
歷史學家Wittfogel認為「東方專制主義」正是後世探討治水的起點，像是中國治水始祖大禹，表面上以帶有神話色彩的方式讓洪水不再氾濫、順暢無阻地流向大海，背後實為強大政權的統領與規劃。另一位學者Worster則認為水的治理還需要農業資本家與水利官僚的搭配，如台灣農田水利系統的濫觴——八田與一與嘉南大圳，即來自資本家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及水利官僚對於溝渠的設計規劃，並造就日本殖民政府豐碩的蔗糖產量。

隨著都市與現代國家的誕生，都市的乾淨水源亦成為權力運作的核心之一。在獨裁時期的西班牙，電影開播前的片頭不是廣告而是宣揚佛朗哥將軍「又」在哪裡建造了水庫：水庫工程需要大量的技術與資本，控制水就是控制了都市／國家，展現的實為政治力量。在中國南水北調的浩大工程中，更可以發現隨著水一同流動的權力影子。技術上，看似只是透過管線把南邊的水運到北京的水庫，但用水「絕對不只是水龍頭的事」。黃書緯老師點出，中央特別設立南水北調辦公室來協調、建立起市場機制來維護後續調水的技術工程，以及建立補貼帶起供水區經濟發展，這中間絕對伴隨著地方關係、市場機制與政府權力。

金門自大陸引水簽約儀式（圖片來源／水利署）

島嶼治水術
2015年7月，金門與福建熱絡討論了十幾年後，終於完成引水簽約的儀式，預計從福建省泉州市的山美水庫蓄水，再以陸地管線9公里、海底管線16公里，直送金門的田埔水庫。然而在同一時間，黃老師也注意到香港爆發的「東江鉛水事件」，廣東東江調去香港的水被發現含鉛量過高，長期飲用恐造成香港居民的健康問題。水質問題伴隨著雨傘革命、港獨意識，引發了香港人積極討論為什麼不能有本土的水庫，或是像新加坡一樣有自己的海水淡化廠。

新加坡的調水政策行之有年，身為缺水島國，獨立時就跟馬來西亞簽了兩張淡水供應合約，但同時也著手發展自己的海淡廠與再生水廠。如今，新加坡甚至能將淨化過的水賣回馬來西亞，馬國政府雖然不高興，但因對方掌握了淨水技術，也拿鄰國沒輒。

水資源是所有離島必須面對的問題，不管是香港、新加坡或是金門，要發展淨化、再生的技術或直接從境外調水是截然不同的「必然」選擇。而在必然／不必然的治理過程中，水的流動究竟會促進區域間的整合，還是造成地區之間的緊張關係呢？

僑鄉、戰地到離島條例
金門因為自然降雨條件不佳與土攘貧脊，20世紀前一直無法成為人口大量遷居的島嶼，是人們移往南洋找工作、做生意的海路「僑鄉」。因此，「水井」曾經是金門小型聚落的生活重心，舉凡洗菜、洗衣、煮飯、洗澡等傳統社會的日常活動必定從水井開始，什麼時候使用、誰來使用則以宗族為單位共同決定。

到了1949年，金門忽然來了十幾萬人，成為國民黨政府的戰地島。多了這麼多人要吃、要喝、要住，水的供應變得更加緊張，處處鑿井也應付不了。於是除了軍事管理，當時的軍管司令亦得扛起經濟發展與民生用水的責任，「水庫」開始成為地下水之外主要供水來源，現代化的供水設施從此進入居民的生活。

1992年解除戰地政務，2000年離島建設條例通過，地方政府開始擁有更多權力引導發展：金門酒廠延續戰地時代的優勢生產高粱、小三通開放帶來新的觀光人口，樓房開始建起，觀光園區、經貿園區、休閒園區等各種開發案像雨後春筍一般出現。然而，金門看似終於要起飛的時候，卻出現地下水位急劇下降的問題：軍管時期就蓋在海邊的水庫，早累積不少海水倒灌、農藥排入等下游污染，而現在的金門酒廠又是地下水的最大使用者。

金門水源處理成本表（圖片來源／聯合報）

境外調水的必然政治
由一張金門水源處理成本表，更可以看到用水不平衡的真實原因：因污染嚴重需「高級處理」的湖庫水成本在58元上下，與海淡廠差不多，大陸境外調水45元，而最稀有的地下水卻只要8元。現在地下水不論多麽便宜都不能繼續超抽，湖庫水也因為自然限制與處理成本不易提供，那是否應該尋找來源更穩定、成本更合理的水源呢？於是眼光不可避免地落在境外調水上。

但從大陸引水，不只要面對法規變動與跨部會溝通的曠日費時，還有一連串民眾質疑與地方官技術理性的論述攻防。民眾認為兩岸政治詭譎多變，如果對岸突然不供水怎麼辦？且對岸的監管機制難以驗證，若是被下毒又怎麼辦？如同被人掐著脖子一般，沒有水權等於沒有主權。而地方官員則認為自主的水權應該建立在靈活的調度上，有足夠的水先存起來才能有調度可能，且將暫時存放的淨水池設置在田埔水庫之前，便能同時進行水質監測、避免混合。

但也有部分的意見無法形成對話。居民同意金門有水資源的天然限制，但是如果不要通過這們多開發案，水的需求也不會如此緊繃，況且湖庫水的水質問題也能從上游的農牧業管制開始做起；地方官員則注重地下水本身的問題，一年下降20公分絕對不是小事，且當地的經濟來源金門酒廠若抽不到地下水、無法用花崗岩過濾的乾淨水質製作高粱，不只金酒失去商業利益，整個金門的社會福利將不知何去何從。

再疆域化的邊界政治
也有不少金門人認為，香港、澳門為求發展都跟大陸調水、新加坡也跟馬來西亞調水，這次若把三通加一通，「把水管也通了」，金門難道還會沒有發展嗎？「金門人到廈門的次數可能比到台北的次數還要多，坐船只要30分鐘，到台灣還要坐飛機。」黃老師分享他在金門的訪談經驗，發現「金廈」已是當地的共同生活圈，不只是人的移動，垃圾送到廈門15公里、送回高雄至少250公里，接電也是如此。

若從地方官員的角度來看——「幹了吧，自治條例就訂下去。送中央。一個通過，執行。」因為離島發展條例的授權，基本上所有事情都由地方政府主導不需依靠中央政府。縣長是民選的、議員是民選的、技術官僚是由縣長任命的，因此只要有足夠的專業，接下來也只剩下中央通過與回地方執行。

水井遺跡（攝／黃書緯）

舊有疆界的擾動、新生活圈的建立，透過金門調水事件，可以看到原有的政治疆域、離島－本島關係都被挑戰。從以宗族為核心的水井聚落、戰地前線的軍管自來水，到最近地方政府主導的境外調水，除了時代的變遷，我們更看到了治理邊界的再疆域化過程以及供水技術物背後的政治性。例如：金門地方政府如何靈活解釋離島建設條例，在有限的空間裡爭取跨空間的發展機會，以及境外調水與建立海淡廠的不同選擇對於時空的調教差異——境外調水擴增空間，再生水增加水的可用時間。

然而，從水井演變至現在為何沒有了社區的影子？是因為社區無意介入，或是無權介入呢？黃書緯老師在演講最後，留下一個當代水治理研究尚未觸及的部分供大家思考：社區如何動起來介入水的治理。

文章來源：食養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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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107學年度招生中！！！

招生簡章：http://gra103.aca.ntu.edu.tw/brochure/pdf/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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