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遷電子報2016年11月-3

[最新訊息]

精彩演講預告

▎Combined obliquity and precession pacing of western Pacific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ver the past 282 kyrs
　∥ 主講：沈川洲博士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
　∥ 時間：2016.11.18 (五) 12:30～14:00
　∥ 地點：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前棟2樓202會議室（近台大醉月湖畔）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以災難、防災與氣候為主的座談
　∥ 主講：李欣輯博士(國家災害防治中心副研究員)
　　　　　林宗弘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 時間：2016.11.22 (二) 17:30～19:30
　∥ 地點：臺灣大學全球變遷研究中心前棟2樓202會議室（近台大醉月湖畔）
　∥ 報名網址：https://goo.gl/EThD75

[國際重要新聞]

永續發展與社經衝擊：
Trump’s climate plans look sto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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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化學與公共衛生：
Dirty Danube: looming pollution threats to the world’s most international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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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2016 'very likely' to be world's warme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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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環境與生態變遷：
Millions of butterflies herald insect influx in hot and humid Queensland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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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環境新聞]

改善污染土地陳菊：引生態城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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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碩/博士學位學程招生中，歡迎踴躍報考！

活動訊息

【跨領域環境議題座談】

大風吹過崎嶇路：「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之災害與發展不均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政府將大社、好茶、瑪家三個受災部落集體遷移到面積約30公頃的瑪家農場，近500戶人口遷居於此。然而七年過後，住進永久屋的部落回復了嗎？「外來人，待不夠久就看不到（災難之後）。」文章的導讀同學表示，他正來自屏東瑪家部落。❞

文／韓恩弘（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碩士生）

極端天氣逐漸增加，對於未來必然會發生的氣候變遷，我們的文明是否對此視而不見、處於觀望？如果要有實際行動，

如何確信我們準備的方向是正確的、災害發生時確實能達到預期效果？在台大地理系簡旭伸老師與大氣系陳正平老師共授的「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課程中，同學們以「災害與發展不均」作為主題，希望藉由四篇書報討論思考天災風險與社會脆弱性的關係，並找出最合適的行動準則。
　　
◼古茶波安：災後重創還是二度傷害？
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政府將大社、好茶、瑪家三個受災部落集體遷移到面積約30公頃的瑪家農場，近500戶人口遷居於此。然而七年過後，住進永久屋的部落回復了嗎？「外來人，待不夠久就看不到（災難之後）。」文章的導讀同學表示，他正來自屏東瑪家部落。為什麼國家出自善意的遷村與永久屋政策，卻使災後重建變成二度傷害？這是〈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2012）作者台邦．撒沙勒與導讀同學共同的疑問。
　　　　
英國政治生態學者Piers Blaikie認為災難建立在三個要素上：危險（Hazard）、風險（Risk）與脆弱性（Vulnerability），它們相互交疊、互為因果。「危險」是可以預測的物理因素；「風險」是複雜的自然危險與極端事件發生時的脆弱度總和；「脆弱性」則是指應對或抵抗自然災害的恢復能力等特徵。而上述三者相互拉扯的結果，就是當一個人或團體共同生活，所面臨的風險程度。
　　　　
因此災難發生後，除了當下緊急的援助外，「遷村」或「撤離」的意義與選址更是長時間地影響到當事者：選址的地點是否會干擾到原住民與祖靈的對話？新村落集中來自數個部落的人群，之間會不會有衝突？新地點真的比原地點更有安全保障嗎？以上疑問牽涉到政府與原住民的對話，雙方是否在規範或文化面傾聽彼此的聲音。
　　　　
在缺乏雙向溝通下，善意是否會成為長期荼毒遷村居民的慘劇，是可預期的。因遷村而累積的脆弱性、族群內瓦解的社會關係，使災害再度來臨時的復原更加脆弱——原住民對於災後的焦慮與恐慌，也是真實存在的。
　　　　
◼921地震：不平等的裂縫
災民的貧富差距與心理健康因素，更是不只存於災難當下的長遠苦難。第二篇文章〈不平等的災難：921地震下的受災風險與社會階層化〉（張宜君、林宗弘，2012）就在探討災前風險與災後恢復程度的不平等。災民所承受的打擊是不同的受災風險，與災後重建資源的分布共同鍵結下的產物。
　　　　
該研究以職稱階級設計問卷，分析階級、族群等社會階層化因素對受災程度的影響，及受災程度對學生心理健康及家庭經濟條件的影響。結果顯示：地震受災風險並不是中立的！台灣的低技術工人與自營作業者（包含農民），相對於資本家較容易受災；原住民與客家族群在地震中傷亡比率較平均高，恢復期常在一個月以上；城市居民的受災風險則低於鄉村居民。
　　　　
作者認為，災後的「不平等」不是因為重建的資源分配不均，而是來自受災風險的不平等。所以災難治理應從根本做起，將改善社會階層的不平等列為首要目標，使他們面對災難時有更強壯的準備，才能減少傷害，也能縮短災後的重建期。
　　　　
同學們也討論到作者未琢磨的面向，舉例來說，文中假設重建資源分配是平均的，但事實可能因為外力介入而不同：媒體的報導程度會不會影響物資送達的地點？交通建設的分佈是否會影響資源到達的順序？說不定，真正的重災區分配到的資源少之又少——居民無路徑向外界求援，援助無道路送抵當地。參考國外的制度與案例、將災難風險因地制宜地規劃等等，都是面對以上接踵而來的問題之具體作法，但回到最根本的社會階層差異造成的風險不平等，可能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未來城市：量身定做的氣候風險指標
隨著全球氣候風險日益上升，各地的威脅程度都較以往來的嚴重。其中都市為人口高度密集的區域，相較郊區與偏鄉雖然有較完備的醫療與交通等資源，卻容易讓人們缺乏風險認知，而忽略防範未然的重要。〈探析都市氣候風險的社會指標：回顧與芻議〉（蕭新煌、許耿銘，2015）、〈災難與人權：對莫拉克災難的幾個反省〉（顏厥安，2009）這兩篇文章皆以氣候風險為主軸，探討都市的氣候風險指標及政府因應政策。
　　　　
「氣候風險指標」分為災害、脆弱度和回復力三種指標，每個指標代表不同的威脅與所應具備的應變能力，且必須對地形、年齡、經濟、人口密度等變相加以衡量，才能達到「量身訂做」的效果。進入二十一世紀，首次地，全球人口有一半以上居住於都市，而當城市越趨多元擁擠，對一套合身的風險指標的需求便更顯迫切。
　　　　
以台灣而言，「脆弱度」與「回復力」的研究少、實際應用亦然不多，要如何提出完整的指標架構？作者建議，政府政策應分為災前、災害當下、災後重建三部分，使災害風險管理條理分明，也應加強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增加應變能力與事前準備，才能降低災害前、中、後期所帶來的影響。
　　
　　　　
科學研究有其限制與盲點，舉「颱風假怎麼放」的議題為例，不可能百分之百預測颱風走向與降雨，而這就是我們必須承擔的風險。那我們還能怎麼做呢？若將科學研究帶入人文社會觀點，理解當地文化背景、經濟架構、在地資源、人口組成等，才可能以因地制宜的方案走過不平的崎嶇路，面對勢不可擋、隨著氣候變遷而提高的天災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