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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思歷程
我的求學背景或許和大多數的歷史學者不太一樣，在大學階段，我並不是選擇歷史系就讀，而是專攻政治學和亞洲研究。年輕時天真地認為歷史學跟政治學不會相差太遠，前者研究的是過去的政治，而後者則是分析現代的政治。再加上美國的中學教育比較難接觸政治學，對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難以有深刻的了解，反而學歷史多少都會閱讀一些。我希望在大學時至少能學習一門新的學問，所以選擇了政治學。但是當我開始觸及歷史學研究時，才發覺政治學和歷史學是兩門迥然不同的學問。政治學往往都是從一套理論開始，接著才去看一手資料來配合框架的論述；歷史學正好相反，要先讀史料，之後才會從自己的認識中逐漸建構理論。不過也正因為大學時期奠定的政治學基礎，所以我早期的歷史學研究都與政治相關，畢竟這一直是我關懷的核心。
我對中國古代史一直有濃厚的興趣，所以繼續待在紐約州立大學攻讀歷史學研究所（1973-1975）。碩士班期間，我對宋史產生興趣，尤其是南宋史。美國在1970-1980年代，若博士班想發展宋史研究，有3所著名學校可供選擇。其一是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1908-1976）先生在此任教，在經濟史領域則可就教於何炳棣（1917-2012）先生；第二所是賓州大學（Pennsylvania University），郝若貝（Robert Hartwell, 1932-1996）先生任職於該校；第三所是普林斯頓大學，宋史領域由劉子健（1919-1993）先生負責指導。對我而言，最理想的志願就是普林斯頓大學，因為能夠申請5年的獎學金，不需要擔任助教，可以專心讀書。再加上普林斯頓大學的地理位置，獲益於美國東北部的便利交通，讓我得以輕易前往各處重要的學術機構，例如耶魯（Yale University）、哈佛（Harvard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尤其到哥倫比亞大學僅需1個小時的車程。我個人很喜歡哥大圖書館，東亞圖書館藏書相當豐富，當中又以收藏中國的家譜最為聞名。對從事中國家族史研究的學者而言，這些館藏資源簡直就是一座寶庫。我當時正著手進行家族研究，常常前往哥倫比亞大學運用這些資源。
對於歷史系研究生，乃至歷史學研究者，圖書館資源絕對是不可或缺的。我在杜克大學教書2年，且獲得終身職，卻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朋友及學生都有一個疑問：這麼好的學校，我怎麼會想離開呢？其實我當時別無他想，主要是杜克大學的圖書館藏與運用資源難以滿足我的需求，當地最近的大型圖書館是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仍相距300英哩之遠。所以後來我才選擇轉任布朗大學，一待就是17年，是我教學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光。雖然布朗大學的東方圖書也不多，但是它和普林斯頓大學一樣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距離周邊的耶魯、哈佛大學不遠，訪查資料十分方便。這也是我之後喜歡在臺北作研究的原因，這裡除了館藏充足、調閱便利之外，交通很便捷，我能迅速往來於不同典藏機構.....（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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