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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20世紀以來歷史學著作，「地方」應為頻繁出現的關鍵字之一。在西方歷史學界，出於對民族國家宏大敘事與菁英觀點的反省，在20世紀中葉以降，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儼然成為文化史、社會史的基調。無獨有偶，20世紀後期，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開始尋求國家以外的敘事元素。在傅衣凌等前輩學人的領銜之下，華南學派逐步開展其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取徑：以地契、碑刻等民間文獻，輔以田野調查還原地方脈絡，從而以地方的邏輯重新理解歷史。令人好奇的是，以菁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思想史學者，又會如何看待地方社會研究？
事實上，南宋以來士人的地方化，早已暗示思想與地方社會的關聯。[1]目前關於宋代與明清禮學的研究，在在指出士人係以禮作為地方建設的藍圖。[2]由此可見，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思考，在地方場域中應可產生更多交集。2015年6月1日，臺大歷史系舉辦「地方的近代視野」座談會，邀集北京大學羅志田教授、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馮筱才教授與本系羅士傑教授共聚一堂，希望促成社會史與思想史深度對談，並試圖綜觀四位學者對宋以來地方社會發展的理解。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全盤再現座談會當天的討論內容，僅歸納羅志田、鄭振滿兩位教授的討論亮點，並梳理與會學者的相關討論（以下省略敬稱）。
「禮下庶人」與「封建論」：非官方力量的凸顯
作為座談會的首位發言人，羅志田首先提出「禮下庶人」的觀點。他認為，南宋以降的「禮下庶人」，帶出庶民社會的型塑過程，是秦漢大一統編戶齊民以來的另一巨變。近世以來許多士人不約而同闡發「封建論」，顧炎武甚至強調要「寓封建於郡縣」，都是從超越國家的角度，重新思考較為合理的社會單位。如此一來，地方顯然成為主軸，因為比起國家，地方更能貼近一般人的生活經驗。
從地方看待國家，實際上凸顯「一般百姓」的力量。羅志田對此提出三個重要的思考脈絡，首先是《周禮》所勾勒的制度與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之間的緊張。秦漢均為大一統，漢初也多承秦制；然而漢武帝以後，《周禮》成為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資源，造成一種長期延續的內在緊張，即大一統時代的國家藍圖卻不得不參照依據「小國寡民」時代的封建政治狀態構建而出的想像體制。不過，在禮下庶人的過程中，《周禮》中的「鄉官」始終都是重要的思想資源提供者。其次是皇權與地方的關係，羅志田認為皇權並未要求全面滲透並支配基層，明清以來的中國才能以小政府的格局，管理偌大的國度。因此，如蒙文通所言，近代人所謂君權與民權的對立，在古代並不存在。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常態是，中央雖然專制但並不集權。這同時也涉及第三點──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脫鉤。由於中央政府強調.....（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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