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單位｜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建置計畫TaDELs    

編輯委員｜李立如、涂予尹、邵靖惠、蔡佳泓、蘇慧婕    

總編輯｜陳昭如

執行編輯｜李宜軒

第28期關鍵字：法文化、調查統計

司法制度公正性與滿意度＆執法人員信賴度的調查

       調查結果發現，民眾認為法院判決不公正者的比例不低（49.3%），而且有上過法院的人較傾向於認為法院判決不公正。

       人們認為判決不公正之原因，則以「不符合社會期待」（35.7%）為大宗，認為法官不獨立或不中立的比例則較低（法官「受上級壓力或關說」（25.1%）、「收受賄賂」（5.8%），與「受輿論影響」（3.4%））。

       認為法院判決不公正的人，對法律的態度也比較悲觀：這些人有更高比例同意「法律對有權有勢的人比較有利」（91.23%）、「法律不能幫弱者討公道」（58.81%）。

       有趣的是，民眾對於警察、檢察官與法官這三類執法／司法人員的公正性看法有所差異。如果「很公正」是4分，「很不公正」是1分，本調查顯示法官的平均信賴分數最低（2.36分），再來是檢察官（2.76分），警察則為最高（2.80分）。值得注意的是，有刑案經驗者對於司法從業人員的公正性評價也較低。

       因此，總結上述發現來看，民眾使用法院的經驗可能以負面為多。

審判制度

       在本調查進行時，雖然國民法官制還未上路，但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討論卻已經沸沸揚揚。我們一向會納入調查民眾對近來熱門法律議題的意見，因此自然也詢問了相關問題。

       我們發現，在「現行制度」、「改成參審制」或「陪審制」之間，民眾偏好參審制的比例（40.1%）要高於陪審制（32.4%）。不過如果我們分開詢問陪審制與參審制的支持度，支持參審制者（61.5%）反而多於支持陪審制者（68.8%）。因此，民眾究竟是偏好何種參與審判制度，似乎仍無定論。

       當然，不滿意法院運作的民眾較傾向於支持改變現行制度。但有趣的是，上法院經驗與陪審制的支持度間存在明顯關聯，但在參審制支持度上看不見顯著關聯。

公投&重大政策爭議解決

       公投也是本調查的重點項目。2017年的公投法修正後，隔年順利通過門檻的10項公投案引發社會高度討論，因此在2019年實施的調查正可觀察人們的公投經驗與態度。

調查結果發現：高達九成（90.55%）的民眾認為，民主社會中一定要有公投制度；而公投也被最多民眾（62.4%）視為重大政策爭議的解決途徑，遠高於立法院（11.5%）、司法院大法官（10.4%）與總統（6.2%）。

       不過，民眾對於公投的偏好亦與民眾的政黨傾向有關：

       民進黨支持者支持透過公投解決的比例較低（58.36%），總統（10.26%）與立法院（15.25%）則較高，這或許與民進黨為調查當時的執政黨有關。

       非兩大黨的支持者則有更高比例偏好訴諸司法院大法官（11.85%），這或許是因為這些民眾認為司法有獨立性較適合解決重大爭議，也或許是因為對立法權與行政權欠缺信任，其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探索。

       當然，不滿意法院運作的民眾較傾向於支持改變現行制度。但有趣的是，上法院經驗與陪審制的支持度間存在明顯關聯，但在參審制支持度上看不見顯著關聯。

       偏好公投的民眾，面對公投時也比較積極：儘管在參與投票的比例（84.68%）與非偏好公投者（83.84%）相去無幾，但他們了解公投議題的比例更高，也有更高比例曾與他人討論公投議題。

小額金錢消費糾紛

       針對人人日常生活中皆可能碰到的法律糾紛，我們發現當人們發生消費糾紛時，最多人（30.9%）在損失金額達1萬以上時才會想向業者求償（1萬元為本題中數額最大的選項），顯見人們在權益遭受侵害時，並不總是選擇尋求救濟。

       人們不願求償的原因，最主要是「不想花費時間和費用」（70.2%）與「不想有心理上負擔」（23.9%）。

       不過當有許多人也碰上一樣的糾紛並準備向業者求償時，原本不想求償的民眾，有將近七成（68.2%）會改變心意，與他們一起求償。心意改變的主要理由則為「可以減少花費的時間與費用」（26.3%）、「業者較可能賠償眾多消費者的損害」（25.4%）與「業者除可能賠償損害外，還可能受到額外的懲罰」（19.1%）。

職場、家庭與性別

       與消費者的處境相似，受雇者在面對不公平待遇時，也可能不願或無法為自己主張權利。在職場性別歧視調查中我們發現，有兩成左右的男性與女性表示，他們與年資、工作內容與表現差不多的異性同事之間存在升遷的差異。

       其中，過半數的女性覺得差別待遇不合理且需要改變（50.24%），比起男性（35.68%）來的高，但過半男性（60.61%）與女性（53.77%）最終都沒有付諸行動。即使有所作為，也多是選擇辭職或換個部門，選擇向主管機關申訴者更是不到一成。

       由上可知，儘管法律賦予了人們權利救濟的途徑，該如何確保權利的落實實為難題，這個窘境在家庭議題上更為明顯。

       我國民法於1998年修法，將婚後住所「從夫居」的規定改為由夫妻協議約定。但我們的調查結果卻指出，雖然住所的安排過半數（55.44%）是由夫妻一起討論決定，但由男性決定的情形（29.69%）仍多於女性（11.26%）。

       2007年民法修正允許父母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但歷年來的內政部統計持續顯示僅有不到2%的父母約定子女從母姓（雖然比例有緩慢增加）。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高達九成有子女的民眾並未討論子女從姓問題（89.8%），近八成（75.27%）是因為「依照社會上多數的作法」而選擇子女從父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