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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文字書寫當時的智識與物質條件來理解文字本身，脫離自我的思考慣性與原生的文化制約，而將文字視為應受傾聽、尊重與服務的對談者，這樣的態度與信念，也許是我在法國接受了以拉丁文與古希臘文為基礎的古典文史訓練後，於2002年決定專研莎草紙學（papyrology）的一大理由。莎草紙學是西洋古代學（Altertumswissenschaften/sciences de l’Antiquité）的一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發展，其演變的時序幾乎與現代考古學的建立與進展平行。作為古代地中海域文明主導區的主要書寫承載體，加上其豐厚的出土量（粗略估計百萬餘文件仍有待解讀與出版；同時，更多文件持續出土），莎草紙文獻是現今西洋古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更準確地說，大部分莎草手稿以古希臘文寫就，莎草紙學的崛起，歸功於古希臘文學者率先投入此類文件，進行科學研究、樹立方法典範，狹義的莎草紙學指稱古希臘文莎草紙的相關研究，也包括為數不多的拉丁文文獻。莎草紙學關心的古代史階段，因而是從亞歷山大大帝以降（西元前第4世紀下半葉），至伊斯蘭時代初期（西元後第8世紀上半葉），即西洋文明核心世界（包括近東）在西元前第一千年紀中期之前的舊秩序瓦解後，歷經的希臘化時期、羅馬帝國時代、拜占庭初期及阿拉伯早期，這一段長達千餘年的新秩序奠基期。古希臘文莎草紙的豐碩研究成果促成上述四時代的歷史研究翻新，也使過去較受忽略的其他語文莎草紙相繼成為國際學術新秀，包括埃及文通俗體（Demotic）、科普特文（Coptic）與阿拉伯文文獻（以傳統埃及文寫成的莎草文件則屬於埃及學的研究對象）。
莎草紙絕大多數發掘於埃及；埃及獨特的沙漠乾燥氣候，使一度人文薈萃的諸多棄城（包括墓區）中的草紙得以保存。但是，莎草紙學並不受限於埃及地理範疇與當地制度史的框架。事實上，當歷史進入希臘化時代──或許可稱作「莎草紙學的時代」早期，古典世界的文明與學術中心就從雅典移至亞歷山卓城，也就是從城邦希臘挪至托羅密埃及。而從70、80年代開始，超過一世紀的研究成果累積，已使埃及擺脫俗套的「神秘面紗」形象，古埃及也不再被視為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而被整合進宏觀的近東史或環地中海區域史；埃及出土的第一手史料，不但是文化涵化研究的絕佳材資，也持續為古希臘史、羅馬帝國史、原初基督教史及早期伊斯蘭史注入修正傳統詮釋的新元素。同時，解讀莎草紙手稿也對palaeography（古文書寫學，有別於中國的古文字學）──研究字體與用筆演變以及紙張書籍格式──貢獻卓越：莎草紙上滿是第一線檢閱古人手跡的機會，遠遠超出較制式化的碑銘文以及中世紀傳抄的局限；書寫風格、紙張運用與排版方式不但隨時代演變，也可依區域、機關與文件性質而相左。此外，莎草紙學的研究對象不限於草紙手稿，還包括載有文字的陶片、皮紙、木牒、布料、紙等等。這些書寫載體的共同特色是它們的可攜帶性、易修改性及隨機性，相較於更討好視覺卻遠更制式的紀念性建構、石碑與文物裝飾性文字，莎草紙學所研究的手稿使我們能以極近的距離與古代作者、甚至讀者接觸，也展現出深廣、細膩且富有彈性的古代文化與社會風貌。
不同於為史而作史的史書，莎草紙資料包羅萬象──經典著作傳抄、佚名文學著作、神學經傳、私人或官方信函、稅賦相關文件、法院訴訟審理、陳請書、租賃契約、離婚協議、遺囑、出生證明、死亡證書、戶口調查、星象占卜、醫書或藥譜、樂譜.....（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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