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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思歷程
李修平問（以下簡稱李）：您是從何時開始對古代中國感到興趣？
羅泰答（以下簡稱羅）：當我還是小孩，就對優美、古老的中國文明產生莫大興趣。儘管當時我不可能去中國，但出於好奇，大概十三、四歲左右，在一間校外活動中心學習漢語。之後，便下定決心認真學習。 開始研究漢學後，我認為應該先從古代開始，再往後延伸。不過直到現在，我的研究領域一直停留在古代中國。對我而言，古代中國的內容極為豐富，也極有意思，而且研究古代中國是瞭解現代中國重要的途徑。20世紀以來的中國考古學史，是中國現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我對這個課題非常感興趣，並且關心古代中國的研究在現代知識結構中的位置。從這點來說，我的研究並不是僅聚焦於古代中國的研究。
李：在您求學的過程中，是否曾經遇到對您影響比較深遠的老師？
羅：對我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張光直先生（1931-2001），張先生應該是我所遇過最聰明的老師。北京大學的鄒衡（1927-2005）、嚴文明（1932-）、俞偉超（1933-2003）、宿白（1922-）、高明（1926-），以及京都大學的林巳奈夫（1925-2006）等幾位先生，都是很好的榜樣，學術標準很高，做學問的風格各具特色。還有一位，是我在日本留學時遇到的女性學者Anna Seidel（1938-1991）教授，德國出生，專長為中國宗教，是20世紀研究中國道教最優秀的學者之一。當時在京都留學的外國學生，經常到她的研究室開討論會。她擅長提出各種有趣的問題，總是堅持要我從各方面考慮，超越純粹從器物學或類型學的視角瞭解古代文化。她希望我在物質文化的基礎上，發現人的思想內涵，特別是宗教思想；並且不斷提問，物質文化背後的禮制為何？儀式如何進行？這種思考方法符合人類學的研究態度，中國學者也在思考類似的問題。 如果當年留學日本時期，沒有機會面對這樣的挑戰，我的研究可能會更加單純，還真有可能成為很死板的考古學家。可惜Anna Seidel教授五十三歲就因病去世。
李：還有其他學者對您產生影響嗎？
羅：其實，許多中國、日本、歐洲與美國的學者，對我的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不過礙於篇幅，我無法一一說明。例如，我在日本留學時，受過多位非常優秀的同學影響。他們讓我明白，我的知識背景不足，可能永遠都跟不上他們。儘管如此，我至少還可以做一點努力。他們也讓我意識到，研究學問客觀的水平為何，什麼是最高標準的學術研究。我是否能夠達到此水平，則是另一回事。這些同學都是以中國為研究領域，包括考古學、語言學與古代史。另外，我在哈佛大學的同學，例如張隆溪（1946-）、巫鴻（1945-），以及北京大學的同學馮時（1958-），也是如此。馮時的文獻功力深厚，想法相當有創見，特別是他對中國天文考古學與宇宙觀的研究。其他學者關於這個領域的觀點，我會比較保留；如果是出於馮時之口，可以 .....（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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