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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東亞各國間的文化交流跨學科研究」計畫於2011年啟動後，為開啟及引領研究生於東亞議題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每年皆辦理研究生研習營，邀請參與計畫老師及國內、外相關學者授課，並開放全國研究生參與。2015年11月20日，該計畫與臺灣大學文學院共同舉辦第五次研究生研習營，主題為「一元或多元的東亞文化？」。本次研習營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網路授課」，事先將講者的演講內容、資料置於網路，供學員學習、研讀；第二階段是現場討論課程，將實際聚談的時間完全保留給師生的研習討論。6位受邀講者為許暉林先生（臺大中文系副教授）、林立萍先生（臺大日文系教授）、徐興慶先生（臺大日文系教授）、古偉瀛先生（臺大歷史系名譽教授）、蕭麗華先生（佛光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及甘懷真先生（臺大歷史系教授），各依其專業研究，提供學員東亞研究相關資訊，並期望有所啟發。
許暉林老師
許老師以「鏡與前知：試論中國敘事文類中現代視覺經驗的起源」為題，講述眼鏡、望遠鏡、X光等西方科技進入中國時的譯名，及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性體驗、文化傳釋。「鏡」原是銅製，在傳統中國具有獨特的道德意涵。明中晚期以後，隨著西方玻璃「鏡」的傳入，「鏡」的意義才發生轉變。望遠鏡也因而具有新意，如《老殘遊記》中所賦予的「國家未來命運的走向」，即為一例。
「X光」一詞的翻譯也與「鏡」有關。X光在西方本是醫療、救命之用，傳入中國時，卻是透過三稜鏡展示，顯示在近代中國的視覺體驗中，光與鏡的關係實為緊密。其次，人體經X光照過僅顯示骨架，如骷髏般，對中國人而言會聯想到死亡，與西方的醫療等印象大不相同。這也是早期中西交流時特有的現象。
許老師根據上述講演，向與會學員提出兩個問題：一、兩篇論文文本是否能說服你？若否，理由何在？二、文本何時可作為史料？或者史料是否可做為文學文本閱讀？並與學員展開熱烈討論。
有學員認為史料與文學應分開處理，因為六朝時的文本很難區分是史料或文學文本，刻意區分有其危險性，如《洛陽珈藍記》。當時一些文本的作者也會故意將人物、事件時空錯置，或許可以由此思考「小說是否能當作史料來運用」的提問。
另有學員以《史記》記載「孔子作春秋」為例，雖可在同時代或更早文獻中找到相關紀錄，但若干論者強調必須深究「作」字的意義為何，不能以此認為「孔子作春秋」是不證自明的。因此文學文本雖可作為史料，但須與其他資料相互參照。又或者文學文本與史料間的界限不是很清楚，如我們今天認為.....（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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