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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旭峰老師主講：
大正時代東亞知識人的交流
──以組織團體及出版活動為線索
紀旭峰老師從大正時期的各種政治結社、交流群體與出版活動切入，來談東亞各地知識人的互動與交流，以及從中產生的啟蒙、刺激、摸索與亞洲想像。
山室信一曾說：「日本成為知識的結集據點，提供來自亞洲各地知識人接觸的機會。透過如此的接觸，形成思想連鎖及亞細亞共同意識，具有重要的意義。」紀旭峰老師藉此說明在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朝鮮、臺灣、越南等地的知識青年往日本移動、學習，或如孫文、梁啟超等人赴日從事政治活動，促使日本成為超越國家、民族的亞細亞的組織據點。
針對這個現象，紀老師提出三個問題意識：為何發生於大正時期？為何是在日本？這時的臺籍留學生有什麼共通的特徵？
第一是時間點。1904-1905年的日露戰爭（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為戰勝國，獲歐美國家重新評價，進入國際舞台，大正時期可說從此時到1920年代中期，或至滿州國建立為止。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來談，大正時期從民主化開始，分成三階段：「國民化」即富國強兵，「社會化」即原敬內閣（1910-1924）下的民主思想發展，「帝國化」即巴黎和約簽訂後，列強決定改變殖民地政治的制度。大正後期的日本開始出現許多社會改造的言論，如吉野作造提出「民本主義」，另有「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思潮出現。這些言論雖然方向不同，相互抗衡，但也互相尊重，同時將日本推向改造的方向，整體的群眾運動難以明確定位為左翼或右翼。這股百家爭鳴的風潮大致維持到大正十四年（1925）「治安維持法」施行為止。
第二是地點，為何各地的啟蒙不是發生於該國內部，而是在日本？紀老師認為此時各地高等教育尚未健全，如臺北帝國大學成立於1928年，在此之前，臺灣各地學生只能赴日本 .....（詳見全文）（本文原刊於《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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