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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韓恩弘（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國際學位學程碩士生）
環境巡守隊受限於官方作業，最終削弱了民眾在環境治理的參與度，只能打電話報案或旁觀採樣。（圖片來源／PNN）
「基於國家長期發展利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於1994年公布環境影響評估法，並規定各種開發行為，在規劃階段應同時考量環境因素，不合乎規定者，不得開發，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以上取自行政院環保署網站中「環境影響評估」的業務簡介區，但根據許多媒體報導或民眾親身觀感，事實真的像網站上這段文字優美、順暢嗎？
在「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課程中，同學們將以「環境影響評估爭議」為主題，分別導讀〈王金壽－台灣環境運動的法律動員：從三件環境相關判決談起〉（2014）、〈杜文苓－環境風險與科技決策：檢視中科四期環評爭議〉（2011）、〈何明修－從污染受害者到環境巡守者：大寮空污事件之後的社區參與〉（2010）、〈杜文苓、施佳良、蔡宛儒－傳統農業縣的石化課題：檢視六輕環境爭議與治理困境〉（2014）以上四篇文獻，期待能從中挖掘問題、分析問題並解決問題。
「環境巡守者」電話中
70年代末期，政府規劃國家公園時大量採用高學歷人士，奠定將科學納入決策的基本路徑；從那時，就可稍稍透露出「專家治國」的端倪。時至今日，已經有了《環境基本法》、《公害糾紛處理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環境相關法條約束環境破壞與健康危害。
但爭議事件的接踵而來，似乎說明了法條無從解決五花八門且複雜的問題，受害民眾的角色甚至集結起來轉化為民間的「環境巡守者」。然而，當巡守隊有了巡邏、稽查的權利，卻不得不遵守官方的遊戲規則；沒有公權力進場、要配合官方作業等限制，削弱了民眾在環境治理的參與度，最終只能打電話報案或旁觀採樣。
「抓小偷警察可以帶走，汙染行為要稽查人員看到。問題是企業挑稽查人員的空檔偷排汙染，怎麼辦？」以上是課堂同學的疑問，也顯示民眾與政府間的不信任感：政府的保守態度及缺乏同理心、民眾對承諾的過度期待，衍生出雙方意見相左、互不苟同。
駐中國的美國大使館曾自行監測PM2.5指標，結果數據較中國官方高，造成後者反彈：
「要拿到公信力的數據才有處分效果」。（圖片來源／flickr）
科學「第三方」不科學
科學的介入曾經被賦予重任，希望由政府、民眾外的「第三方」接下平息紛爭的工作，但總是事與願違。在企業確定會對環境造成危害的前提下，機器監測的結果簡單來說分為「汙染超標」、「汙染在規範中」兩種選項：汙染超標、民眾抗爭，汙染在規定範圍內，民眾又會質疑造假、政府包庇。
政府、民眾與第三方的平衡難以維持，原因之一是第三方的「監測訓練」：由政府資金補助？與企業的關係？種種疑問讓各界頗有微詞，而這一串問號又不是釐清第三方的資金來源就得以解決。例如現今環境偵測技術越來越普及，那是否可由公民科學家來操作？缺乏公權力的介入、由誰訓練、採樣的時地一致性、分析公信力、數據的解釋……似乎又產生源源不絕的疑問。
再舉一個中國的例子。駐中國的美國大使館曾經自行監測PM2.5指標，卻造成中國政府反彈：因為數據較中國官方高，依照標準是要罰錢的。之後官方行文表示「要拿到公信力的數據才有處分效果」，美國大使館可以持續監測，但數據僅供參考。
「辯護式規劃」一個風險社會
環境影響評估為秉持科學事實的獨立審查，積極爭取對事實的詮釋與定義權，試圖做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口。但即使如此，科學事實的出現，往往會被風險社會所質疑。對部分民眾來說，就是希望維持環境原本的樣貌，沒有所謂可接受、可忽略、可管理的風險概念。
民眾對科學知識的無知與不理性，是風險社會的建構過程。而風險評估雖以科學為主要背景，也擺脫不了政治化的命運——政策的設計與社會建構相互影響。
然而，雖然牽涉到環境議題的官司，好像總是政府與企業得利，但司法作為社會改革的動力，我們仍應樂觀看待，累進並積極地建構出進步的道路。目前開發案所舉辦的聽證會，多淪為宣導而非討論，但若引進「辯護式規劃」的概念，或許能增加民眾的參與度：開發單位找顧問公司分析利益，受影響的民眾或團體可否也委託專業人士進行對話？簡單來說，就是藉由正反方的專家辯護，一方面由專業對上專業能使對談時間縮短，二來又可以降低雙方資訊不對等的情形。
「地球環境問題與對策」課堂討論情形，圖中簡旭伸老師。（攝影／韓恩弘）
縱然問題看似多如牛毛，不知從何做起，但是在全球環保意識抬頭、永續經濟理念萌芽的現今，身在台灣的我們也應順應這股潮流，以成為環保典範為目標。而竭盡所能讓每一個決策貫徹永續、健康的理念，就是往目標更前進一小步。
（文章來自食養人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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