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達成將全球增溫控制在2℃（或1.5℃）以內的目標，各國可能在巴黎協議中設定階段性的目標。這些階段性目標可能包含：

全球而言，何時要達到排碳峰值？換言之，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何時開始要下降？目前巴黎協議草案中出現的選項是2030年，但仍不排除其他選項。甚至最後也有可能不會規定排碳峰值的期限。
2050年的全球量化減碳目標？目前巴黎協議草案中出現的選項是2050年以前比2010年減少40%至70%，另一個選項是70%至95%，但此目標同樣未確定。
達成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或零淨碳排放（zero net emissions）的期限？巴黎協議草案中出現的選項有2060至2080年的期間、2050年以前、本世紀結束以前。
以上階段性目標的選項都只是草案的文字。事實上，這些階段性目標經歷了多次的變動，例如在2014年秘魯利馬的COP20時，草案文字還曾經出現其他的目標選項，包含何時要達成100%再生能源的目標等等。巴黎協議中的階段性目標當然仍可能有所變動，甚至也有可能最後不會被通過，以避免過多的量化目標使巴黎協議喪失彈性，影響各國參與的意願。

 強調經濟轉型、永續發展與氣候韌性
除了前述量化的減碳目標之外，巴黎協議草案也強調綠色經濟轉型、永續發展與氣候韌性（resilience）的目標。從特別強調氣候韌性這一點來看，巴黎協議比起《京都議定書》和UNFCCC更重視氣候變遷的調適（adaptation）。

開發中國家向來強調調適更甚於減緩。為了獲得開發中國家的支持，巴黎協議草案中強調經濟轉型、永續發展與氣候韌性的文字應該會比較順利地被通過。相較之下，前述量化目標的爭議性會比較大。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BDR

《京都議定書》實踐UNFCCC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CBDR）原則的方式，是將所有締約方一分為二，只有UNFCCC的附件一締約方（Annex I Parties，大多是已開發國家、工業化國家）要負擔有法律拘束力的量化減碳義務，非附件一締約方（non-Annex I Parties）則不負此義務。但目前看來，「京都模式」的CBDR是失敗的，因為它在政治上不受已開發國家的歡迎（美國、加拿大、俄國、紐西蘭、日本皆因此而未加入或已退出《京都議定書》）；而且也忽略了開發中國家集團之中的異質性（小島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等較小型、排碳量低的開發中國家，跟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南韓等排碳量高、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非附件一國家，怎能相提並論？）。雖然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向來很希望維持「京都模式」，但巴黎協議應該不太可能再以京都模式繼續CBDR原則，否則將無異於重蹈《京都議定書》的覆轍。

換言之，在巴黎協議下，國家應該不會再被用粗糙的方式截然二分，而是會有更細緻的區分方式。一些發展程度比較高、經濟能力較佳、溫室氣體排放量較高的開發中國家，必須負擔比較多的義務，或者至少無法如同AOSIS、LDCs及脆弱國家一樣享受太多的優待。